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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旁观者》【小说月报2期精彩】

楼主:小说月报 时间:2021-10-19 06:48:14

精彩导读

从春夏到秋冬,时序一年一年安静地重复演绎。就在这演绎的过程里,我们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携裹,在车轮下滚滚向前,时代在个体心里碾压下相似又不同的印痕。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应该有的生命状态,怎样地过一辈子才不算是辜负?常常在读书写作之余,我望着高处的夜空发问。有时候十分孤独。这孤独是无法诉说也无处诉说的。只有庸常的温暖的日子才可以消解。想起裂变搬迁中的村庄,想起远去的往事,想起已经离开世界的那些乡亲,就这样审视着自己的无能和无助。我借助文字,要表达什么,能准确地表达什么,文字究竟能不能抚慰孤独的灵魂?在疑问中我审视着自己写下的文字。也许是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让我具备了一种坚韧的品质,也具备了一种最基本的底层原色。我构思书写和表达的角度始终只愿在最底层。甚至贴着地皮,《长河》是这样,《马兰花开》是这样,尝试拓展书写视野的新作《贴着城市的地皮》《旁观者》《平安夜的苹果》都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觉得自己在把一种良苦的心意灌注在文字里。在最新中篇《梅花桩》《人妻》中,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悟。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准确定位的那个点,就是写底层,除了写农村的底层,也写城市里的底层,关注他们的命运,探询他们生命里最幽深的角落,挖掘这一最广泛群体生命历程里的故事和闪光点。


《旁观者》中的他们,小翠和她的丈夫,在用文字将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之前,在我视线里真实地存在过。因为照顾骨折的女儿,我们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七个日夜。为了打发时间,我观察这一对夫妻,从衣着、面相到生活细节,处处显示他们属于社会最普通的那群人。因为同处一室,又因为民族不同,还因为我住南边,他们是西边人,我们属于出了医院门便再难有机会见面的关系,所以他家之事没有对我隐瞒。我知道他们正陷在一场工伤纠纷里,其中有老板,有包工头,有小包工头,有小工,有显性的关系也有隐性的纠葛,有扯皮推诿也有劝说恐吓,像一个黑洞,他们为此一筹莫展……


人间有千百种生活,就有千百种悲喜,更有千百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忧烦。好几年过去了,这件事时不时萦绕心头,那一对夫妻的面影不经意间就浮现心头。他最后好了吗?他们的日子还像从前一样地过着,还是已经因为这件事改变了运行的轨迹?有一种愿望,就是写写他们。写那特定的一段日子和以特殊身份窥探他们秘密的过程。他们的日子也许已经回到了从前的严丝合缝,我只是个无意中路过,从一个裂开的缝隙里窥见了一点点真相的路人。我慢慢地打磨着真相,试图做一个冷静甚至保持冷漠态度的旁观者,用冷静的笔触触摸那枯瘦时光表面淡淡的温热的肌理,但我还是数次中断书写,望着沉沉夜色,试图呼喊一些什么,祈愿一些什么。是什么,是文字里那一份情难自已流淌的祝福吧。


——马金莲


也许是因为夏粮严重歉收了秋粮在给我们做补偿,这年的秋庄稼长得分外扎实,三亩莜麦刚割倒,就紧跟着杀高粱了。往年的高粱哪有这种长势呢,秆子粗得不像高粱,简直就是玉米。我们头一天都砍断了一把镰刀。第二天不敢再使用木镰架子,直接换成了铁镰刀。在密匝匝的高粱帐子里,人撒进去就被绿中泛黄的丛林淹没,彼此望不见身影,只能听到镰刀砍伐秸秆的脆响,咔嚓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一排排高粱死尸一样唰啦啦倒地。一趟割出头,我和嫂子都累得喘气,我们坐在地坎上磨镰刀。嫂子抹一把汗,望着整整五亩高粱,目光从低处升腾,渐渐地抬高投向空旷辽远处,叹一口气,愤愤地说五亩哪,这么多,这么凶,啥时候能割光呢?等把它们割完你我的头发都熬白了!


将落的太阳在山边上看着我们,好像在无声地怜悯着我们这一对留守妇女。我看一眼嫂子,意思是收工回家吧,还要做饭照顾孩子呢,活计留着明天再干。嫂子往磨石上吐一口水,霍霍地磨,说再割一会儿吧,反正都是你我的活儿,我们躲过了今儿躲不开明儿,还不如早割完早清净,再说糜子燕麦还等着呢。


我也望一眼高粱尽头那高爽的天,大雁排着队正从头顶经过。我浑身酸困,连感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弱弱的声音从远处山脚下传来。风大,我们没在意,磨了镰刀,咬几口干粮,然后爬起来准备重新开战。一个小身影爬上坡,边爬边喊,渐渐地近了,竟然是嫂子六岁的儿子。新妈新妈快去看,你家祖儿被锄头砸了脚,淌血呢,奶奶叫你回去看。我一看这孩子跑得满脸汗,不像在撒谎哄人,赶紧丢下镰刀往家跑。夕阳浓郁得像稠糊糊的血,我踩着自己巨长畸形的影子跌跌撞撞跑,影子像浸泡在浓稠的血液里,又像大红油彩涂抹的油画。我只觉得自己一步一个血印,脚底板全是汗。奔进家门,哭声扑面而来。女儿哭得生汗直冒,濒临崩溃,嗓子都沙哑了。


公公婆婆一看我进门,赶忙闪开在一边,婆婆忙不迭地解释着孩子受伤的过程。我哪里顾得上细听呢,赶紧查看伤势,右脚脚面,一个三角形口子,血在汩汩地冒。看样子已经流了不少血,擦过的卫生纸丢了好几团,殷红殷红的让人看着惊心。锄头明明倒立在门背后,谁知道这娃害得很,过去扳倒了,锄头倒栽下来就挖在了脚面上。婆婆的语气尽量保持着平静,不过我还是能听得出老人心头的愧疚。那个肇事的笨重老头躺在不远处,显得无辜而无知。我伸手指头一按,女儿哇地惨叫一声,大团暗血顿时涌出,洞口很深,三个指头足足陷进去一寸。看样子伤势不轻。


孩子还在哭,我赶忙抱起来哄,走着哄,小跑着哄,许诺给她煮鸡蛋,买糖糖,买气球,买小汽车。怎么都哄不住,她就是扯着嗓子哭,哭得气都要断了。这孩子一贯不是这性儿,属于比较皮实的类型,从小长这么大没少从炕头栽下来挨跟头,每次挨了跌,稍微哄一哄也就没事了,甚至能额头上吊个大青包又跑出去玩。现在这么哭,只能说明她疼,疼得挨不住。


婆婆从炕席下翻出一疙瘩头发烧了,拿着灰往伤口上压,头发灰止血。血液汩汩,很快冲走了那点灰。祖儿奓着小手说疼,疼死了,妈妈疼死我了。公公当即决定,带她去医院,可能伤到骨头了,得拍片子看看才放心。顾不上换衣服,我抱起孩子,嫂子这时候也赶进门,她会骑摩托车,发动了那辆大伯子留下的老豪爵,驮着我们娘儿俩就往附近的卫生院奔去。


我心里热油煎着一样,既可怜女儿,恨不能把娃的疼痛拿下来放到我身上由我来承担,又担心天黑了路不好走。摩托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孩子的哭声一直没有中断。她越哭我心里越烦,等到了乡街道上,夜色已经落下来,稀稀拉拉的路灯近似吝啬地睁着色眯眯的眼。卫生院值班室灯亮着,却没有人。嫂子跑前跑后喊人,喊来了端着茶杯子的王院长。王院长大概看了一眼脚面,说去县城看吧,我们这里也就是简单包扎,条件有限,就算拍了片子,估计也看不清楚。我低头看,捂着伤口的卫生纸和一片白布都被血渗透了。王院长给了一片纱布,说抱上快找车上县,别磨蹭。


这时候了到哪里找车去,我一着急就心里乱了,不争气的眼泪扑簌簌落,心里恨起了常年在外头打工的男人,一年四季眼睛里就认得钱,哪里想过我们妇道人家留在家里的不容易呢,平时还罢了,这遇上事情我们女人家就是没翅膀的鸟儿,只能瞎扑腾啊。


嫂子倒是冷静,很快到街边找了一辆小面包车,雇它去县医院。价格自然比白天贵了两倍。我心疼钱,又害怕这摸黑带夜的奔波不太安全,有点犹豫,说要不抱回去,缓缓也许就好了,咱山里娃娃哪能那么娇气呢?嫂子一把将我推上车,快走,磨蹭啥呢,娃娃要紧。车子马上摩擦着低沉的夜色往前疾驰。渐渐离开了乡街道两边的璀璨灯火,夹道两边的白杨好像陡然变得比白天更大了许多,一棵一棵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车轮在三级公路上沙沙响,树木像一个个叵测的黑影扑面倒下向我们撞来。我真担心它们就这样压下来,把车和我们一起压在下面。担心自然是多余的,师傅开得不错,也许他也在真心替我们担忧,所以开得很快,感觉车简直要在暮色里飘飞起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慢点,还是安全为上。女儿还在哭,不依不饶,两只小手奓起来胡乱撕扯,在我帽子上一把,衣领里一把,我心里烦躁,狠着心肠扇她两巴掌,狠狠地吼了一嗓子。孩子吓呆了,哭声竟然渐渐地小下去,等颠簸了一半路程,哼哼唧唧的哭声完全停止,枕着我臂弯迷迷糊糊睡了。


进了医院直奔三楼骨科。楼道里的灯暗沉沉亮着。护士值班处没人。医生值班室门开着,也没人。女儿醒了,呜呜呜又哭开了。我只能抱着她在楼道里找人。推开一个病房门,一个老头儿说医生肯定休息了,在休息室,你去喊吧。我找不到挂休息室牌子的房门。正徘徊呢,几个人抬着个大男人来了,脚步噔噔噔,震得楼道都颤抖。大夫大夫快快快,快抢救!有人冲过来对住一间没挂任何牌子里面黑灯瞎火的房门猛踹。揣了十来脚吧,楼道里探出好几个病人家属的脑袋来观望。门开了,一个矮个子男人闪出来,穿着白褂子,我一看正是大夫。大夫揉着睡眼,一看那人血糊糊的,手一挥,去急诊科吧。一个胖子口气很冲,打架伤了骨头,得你们骨科看。大夫说都这个样子了,我骨科看不了,等急诊科看了,确定为骨伤,再转来不迟。对方悻悻地,抬起人,一阵脚步杂乱,旋风般消失了。我赶忙抱着女儿凑上去。他问了几句,抬手压了压伤口,这时候我才敢睁眼看伤口,血止住了,好像肿了,脚面明显高起来许多。先包扎吧,具体情况明天拍片子,根据片子再治疗好吧,先给挂点药。他开了药。我没注意护士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很麻利三五下就把女儿的脚包好了。孩子哼哼唧唧又拉开了哭啼的战线。住院单子开了,我抱着孩子跑一楼去交了费,又抱着她上来。按照单子上的房号去找病房。


甲级7号。里面灯亮着。但是门关着,从里面上了锁。我试着敲门。没动静。再敲。还是静悄悄的。我心头火冒,忍不住连续敲,嘭嘭嘭,嘭嘭嘭。还是静悄悄的。看样子里面的人睡死了。孩子烦躁,一个劲儿哭,一副不把我催死誓不罢休的样子。我抽一口气,鼓足了劲准备再次狠敲,门忽然开了,无声无息敞开到了最大。我愣在原地,怔怔地扫视里面。两张床,靠里的上面睡着一个人。门口的空着。一个女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冷冷看我。我心里早就很不舒服了。也不看她,绕过她进屋,看样子这女人刚才就睡在这床上,淡绿色被褥上套着上一任病人留下的蓝色被套床单,蹭得四周都起毛了,脏兮兮的模样掩饰不住,透过护罩渗透出来。这是县城医院很常见的,我没有权利嫌弃。一个护士跟着进来了,匆匆将一套新拆封的蓝色医用床单铺在床上,套了枕头和被子,又面无表情地走了,到门口打了个毫无遮掩的哈欠。那个开门的女人竟然一直站在那里,这时候她好像如梦初醒,也跟着打了个大哈欠。却好像怕吵醒了什么,用手掩着嘴,把哈欠声逼回喉咙深处。过去将床上的病人往里面推了推,自己骗腿靠上去,也没枕头,蜷一个胳膊当枕头,面朝里睡了。但是她明显不敢挤着里面的人,只能将屁股使劲地往外面凸鼓,减少自己占据的面积。护士来给女儿挂吊针,扎针的时候孩子自然不愿意,又是一番哭闹。直到液体沿着塑料管子滴进身体,她才渐渐乖下来。夜里两点了,我不敢睡,瞅着高处的液体一滴一滴减少。


女儿忽然从梦里醒来,一双手互相胡乱抓挠。我一看手背红了,接着肿了,显然是蚊子叮了。这病房有蚊子?真是没想到!我嘀咕着把女儿放枕头上,起身打蚊子。那女人忽然偏过头来,蚊子多得一群一群的,是你进来不关门,才把蚊子放进来的!说完头偏过去,重新酣睡。


我被这没头没尾的话击中了,有些蒙,有些傻。我呆呆坐回去。仰头望屋顶。白灰粉过的平顶和四壁一样,经历了岁月和迎送了无数病人,这病房和这座医院一样,到处呈现出一片难以掩饰的仓皇破败和明目张胆的脏乱。到处乱糟糟的。到处是病人用过的医用垃圾和家属丢弃的生活垃圾。医院要迁址,新大楼已经在建了,这旧医院完全地呈现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凑合景象来。我的目光终于落在那女人身上。她静静睡着,给人感觉她一直在酣睡,压根就没有醒来过,也没有冲我发射过那句戗人的话。我却久久回味着那话,谁都听得出来她的抱怨。是我把蚊子放进来她不高兴了,还是我们来了,让她没地方睡觉才心里不痛快了?这么思量着,我心里也有情绪了。我们住院交了钱,我们占用我们的床位天经地义,凭什么你不高兴,又不是你们家的。


五点钟药才输完,针头拔掉后我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睡死过去。蒙蒙眬眬中有人在争吵。男人的声音很大,明显脾气不好,在骂什么。透过骂声的间隙,溢出一丝柔和的女音。女人在解释什么。男人不听,不饶,女人的解释更煽起了他的火气,骂得更凶了。我慢慢睁开眼,电棒的柔白光泽射入眼睛。我从嗓子深处调动一口唾沫来滋润干涩的舌头。我有多久没有和男人吵架了?大半年了。春种之后他离开的,去乌海工地上了。本来割麦子时候会回来夏收。可夏粮薄了,接近绝产。残余的那点马毛一样的麦秆子,我和嫂子用镰刀刮了一些,实在挂不住镰刀的,让人直接把羊群赶在里面踩踏了,夏季后期雨水多得出奇,公公趁着地皮柔软老早就把麦子地翻犁了,然后种了十亩燕麦。现在燕麦长势凶猛,可以赶在霜冻前割下给牲口做草料。公公做主给儿子们打了电话,让他们不要回来,安心打工挣钱,家里的活儿没多少,我们能扛下来。公公的决定让我和嫂子心情很矛盾。我们其实是盼着男人回家的。就算庄稼薄了,也可以回来看看人的。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家里除了麦子,还有两个适龄的女人也在期待着一场透雨的浇灌。这样的期待随着日子一天天累积,像无形的山压在我们心上,我们心里有了幽怨,藏着火气,却不能流露。有时候我半夜里醒来,望着黑漆漆的顶棚,想找个人吵一架多好啊,狠狠地骂,无所顾忌地骂,想起什么骂什么,实在骂不过就冲上去一把抱住他胳膊狠狠地咬,最好咬得鲜血直流。


耳畔的吵架声很真实,是有人真的在吵架,不是幻觉。男人说跟死猪一样,还伺候我呢,挤得我一夜没睡好,死婆娘,就是个没眼色的死货!我慢慢坐起来,觉得奇怪,这不像是夫妻间的打情骂俏,男人的口气里充满了烦躁,还有那么一丝戾气,听不出疼爱和宠溺。女人正撅着屁股往盆子里掺水,冷水里倒了些开水,然后把一条毛巾泡软了捞起来,抱着男人腿慢慢往这边搬。她的动作很轻柔,轻柔里带着明显的小心,好像她在侍弄一个柔软无骨的婴儿。那个脚板很大,在女人偏小的手心里,更加给人突兀嶙峋的那种大。


这是一对打工者的脚。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男人也有这样一对脚。我们新婚那会儿,彼此看着亲昵,有过给对方洗脚的事儿。当时我捧着他的大臭脚,反复打量,觉得新奇,咋这模样呢?看着是一个刚刚成熟并且趋向稳健的男人脚,却又过早地显出一种经了风雨的沧桑味道。骨骼的轮廓,硬痂的厚度,肌肉的磨损度,包括伸展开来的那种有些犹豫又有些羞涩的状态,让人不由得就联想到工地上水泥点子一样分布在不同空隙不同位置的打工者。嫁给他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扛活儿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可以说那些冷冰冰的水泥钢筋石板和我压根就没关系。我只在城里马马虎虎念了三年初中,就彻底离开了,重新回到了乡下。城市和我没什么必要的关系,至多我在学校那钢筋水泥浇注起来的教学楼住宿楼之间穿梭了三个春夏秋冬。可是我嫁的男人在城里打工,这好像让我又和城市具备了某一种联系。这让我在捧着他的脚的同时,猛然回想起初中三年度过的日子,那时候活动范围小,根本没注意农民工,唯一有印象的是,学校后面维修实验楼,宿管老师一再强调大家晚上睡觉关好宿舍门,因为农民工在工地上出入,有潜在危险,谁不听劝,出了事儿校方不负责任。好像从那时起说起农民工,我潜意识里就会想到他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会变成抢劫犯强奸犯或者别的什么角色,反正都和坏事有关系。


女人把毛巾轻轻捂在脚板上,然后从上往下擦拭。男人直挺挺躺着,好像没有感觉。亮色从他挨近的窗玻璃透进来,照亮了整个狭窄的病床。看得出是一对夫妻。男人三十来岁吧,头抵在床头上,脚一直伸到了床梢子,就算躺着也能看出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女人站起来了,端着盆子出去倒水。我冷眼看着,心里想着她昨夜对我的不友好,我看她的目光就有些不厚道。她太矮了,勉强也就一米五吧,反正肯定不会突破一米五五。却胖。身材不好看,而且是那种锥形体型,上身圆嘟嘟的,屁股大,腿子短。这样的女人还谈什么身材。她扭着圆鼓鼓的屁股挤出门去。一会儿又来了,换了一盆水,重新蹲下洗脚。可能好多天不下地走动,短暂的闲散,养嫩了男人的脚,那些死皮硬痂竟然开始脱落,泡下来好些白色鳞甲和油腥,在水面上浮起来一层,让人看在眼里忍不住犯恶心。她好像没感觉,有些迟钝地搓着,揉着,完了用一把指甲剪剪指甲,剪得吧吧响。一会儿再去换水。反复折腾好几遍,水总算清澈起来。这时候我才看清窗外是一栋在建的楼,八点刚到,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工人陆陆续续出现了,钢筋相撞的尖厉声响,搅拌机的哗啦啦,打桩机的轰隆隆,像协奏曲一样合鸣起来了。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窗外,其实他什么都看不到,从躺着的角度看出去,只能看到刚竖起来的钢筋像凌乱的枯草,近似绝望地奓着手伸向半空,好像要对着高远的苍穹倾诉什么重大的秘密。真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心急,医院还没迁出去呢,这就开始搞新的建筑了。我慢慢过去,斜站在这男人脚后,从这个视角望过去,可以看到建筑队劳作的场景。我丈夫也是一个架子工,这些年他在乌海的工地上绑架子,据他说所有的大楼都是从最初的钢筋架子开始搭建起来的,架子就是支撑起一座建筑的骨骼。


我用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架子工,一抹微茫的希望在心里蔓延,我试图从中寻找出丈夫的身影。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四岁的女儿都懂得。所以她昨夜疼得受不了就哭着喊妈妈,我被吵得又难过又心疼,质问她为什么不喊爸爸,那个没良心的凭什么把娃丢给我一个人他在外头逍遥。女儿卷着胖乎乎的舌头说爸爸听不到,爸爸在乌海。有一个身形单瘦的小伙子,我确定他肯定是一名小伙子,他已经高高地爬到第五层去了。有安全帽遮挡,我看不到他的面相,再说太远了,我只能凭借单瘦灵活的身形判断他是个小伙子。他没绑保险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没风,但是他腰里的衣服好像在朝一个方向涨,显出他的腰身来了,好身材。细腰,长腿,窄胯。这样的男人适合做模特。腰里空荡荡的没有那根我熟悉的保险绳。我哄女儿乖乖坐着,我出去买早餐。提着包子和稀饭进了医院,侧门的预制板小房里有公用电话,我打通了,丈夫的声音带着乌海秋天的干爽传了过来,啥事儿?他问。我强忍着眼泪,不能告诉他娃住院的事儿,我说你摸摸腰里,别忘了系保险绳啊。


我把相同的话重复了一遍就挂了。


病房里挤满了人。吓我一跳,以为自己走错了,退出来,再进去,没错,女儿蜷缩在最里面的角落,小手里紧紧抱着一个大香蕉梨,见了我咧嘴就哭,悄悄说坏人,好多坏人。


一共多出来五个人。这么小的病房里,一下子多出来五个大男人,确实显得拥挤。那张床边坐了个老汉,唯一的小凳子上坐着个穿夹克外套的年轻人,剩下三个人齐刷刷挤在我们床边。那个女人已经把洗脚水倒掉,没地方坐,在床尾站着,忙着给大家分发梨子吃。女儿手里的香蕉梨想必正是她的馈赠了。我悄悄戳一下女儿胳膊,责备她怎么随便拿了陌生人的东西。女儿抱紧了梨子,好像怕我会夺去还给人家,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姨姨给的,她不是生人,我们认识,她是小翠姨姨。我惊讶得眼珠子差点掉下来,这小东西,还挺能社交啊,这么好占便宜,长大了让人家男孩子用一颗水果糖就能骗走吧。生人多,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只能哄她先吃饭。


现在人都在这儿了,大姑父我也请来了,咱们把事情解决一下吧,这么拖着对谁都不好。一个声音忽然冒出来。这声音怪怪的,明明是个很清朗的嗓音,却好像有意压抑着,不让这一份清爽流泻,声音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被压扁了,给人一抹不舒服的感觉。我偷眼看过去,最后断定声音是从夹克衫竖起来的领子里发出来的。他好像怕冷,使劲地缩着脖子,声音也不像是从嘴里发出来,而是从某个衣兜的深处犹犹豫豫掏出来,掏出来不敢示人,鬼鬼祟祟打量着现场,在掂量此时此刻的氛围究竟合不合适掏出那些话呢。


好像有一股力量,像蛛网,粘着所有人的目光,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个老汉的身上。大家齐刷刷望着老汉看。我感觉这些目光形成了一股合力,无声,无息,无形,却有重量,全部压在了老人弯曲的脊背上。老汉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重压,他在这目光里渐渐地矮下身子,好像不堪重负,要从床边上滑下去,直接趴到地上。但是他强撑着,他其实是个精瘦的人,锁骨那里凸鼓起来,好像骨头茬子要戳破皮肉,直接冒出来。这副骨架有些忧伤地撑着外表单薄的血脉和皮肉。他将床边的蓝色化纤床单抓在手里,往里面掖,卷边了,怎么也掖不进去,刚进去又翻出来,他好像和那一道卷边铆上劲儿了,不断地掖着,掖着,大手在颤抖。


他姑父,你好歹说句话吧,我们这里就等你吐核儿呢——你也晓得,我们都忙得很——


声音很清楚,不论是吐字、气息还是语调,都很清晰、匀称、平静。是靠我最近的一位说的。他也是个老人。勉强算个老人吧,五十来岁,身材富态,保养不错,满月脸白白亮亮的,尤其一双手,搁在膝盖上,手背肉乎乎的,十个关节上竟然凹下去齐刷刷一排旋涡。让人有一种欲望,像上前对着那旋涡挨个儿按一按压一压,试试那软乎乎的手感。我虽然是个村妇,但是也见过一些官儿,村里的干部,偶尔来下村的乡干部,去年配合丈夫申请无息贷款时候到乡政府去按手印还见着了分管的副乡长呢,凭我的见识,我断定这个半老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个有工作或者有钱的人。只有具备这两样中的其一或者两者全部,才能养出这么一张炫白富态的脸和这么一副雍容从容的气度。


是啊,事儿发生了,咱就全力解决事情吧,这么拖下去对谁也没啥好处啊,牛监理不在,严重影响我们工程进度了——最门口那个年轻人说。他说话语速很快,声调不稳,就如一个瘸子在夜里赶路,高一脚低一脚。


老汉抬头扫了大家一眼,目光在最中间停滞了,就像那一片的空气里含着浓密的糖分,将他的目光粘住了,他扯不开去,有些艰难地犹豫了一下,终于挣脱了,划过去,又低头用大手去掖翘起来的床单。气氛很压抑。我这个局外旁观的人也感觉到了这种不舒服的氛围。我悄然观察,有些迷糊,这些人什么关系,谁是谁的姑父?看样子是要解决一桩案子了,可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内幕和牵扯,我一时看不懂,这时候我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常年在乡里下苦的家庭妇女,对这个世界的见识真的很少很贫乏。


我肚肚疼,拉稀稀——女儿的童音打破了沉默。


我赶忙抱她去厕所。厕所的卫生状况更直接地显示了这座医院被搬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姿态显示着一种不堪入目的脏乱差。池子里塞住了,大小便漫溢出来,遍地都是,简直没法下脚。我抱着女儿正哄她快点,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进来了,用拖把哗啦哗啦蹭着地,大声骂着病人家属的龌龊,说公共环境,大家都不爱惜,自己明明早晨打扫过,这才几个小时呀,就已经成了这样,害得自己总是挨骂。她戴着和大夫护士一样的蓝色口罩,看不清具体的长相,从声音和那泼辣劲儿可以推测是个中年女人,也可能更年期提前到来了,也可能婚嫁不顺、子女不孝,反正她脾气很不好,气哼哼的,拖把在地上噌噌噌响,我真怕脏水溅起来飞我一身,赶忙替女儿擦了屁屁抱她逃离了厕所。


在病房门口我犹豫了,咋办呢,我竟然有点惧怕那些人和他们营造出的有些怪异、压抑的场景了。就算我反应迟钝,我也已经看出个大概来了。他们有要事要商谈,而我是外人,唯一在场的外人。我的存在,会不会让他们有不方便的感觉呢?门忽然开了,五个人前后随出来,最后跟着小翠。他们一直往出口走去。


病房里顿时空下来,亮堂多了。其实还是原来的空间和亮度,窗外浅灰色的天空被挤压得成了扁扁的一片,看不见太阳,能从阳光散射铺开的余晖上判断出外面是晴天。打桩机像一个只知道下苦,不知疲惫的老实疙瘩,一下一下,嗵——嗵——地叫着,沉闷地砸着地面,砸出让人心里很不踏实的闷响。这是非得把地球砸出一个大窟窿才罢休的节奏吗?我舒展舒展腰腿,慢慢挪到床边,试图透过后面脏兮兮的玻璃去看凌空行走在架子上的那些民工。因为丈夫的原因,我看到架子工就感觉有种特别的熟悉和亲切感,我试图从他们劳作的身影和姿态上想象丈夫此刻的样子。


床边发出喘息声。


……


——摘自中篇小说《旁观者》,作者马金莲,原刊《花城》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2期,2017年2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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